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村能源工作会议上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末，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2000万吨，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达到300万吨，生物柴油年利用量达到150万吨。这组数据当时被基本认定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在“十一五”任务完成不甚理想的前提下，这组数据也成为生物质能投资者的“定心丸”。 但是根据本报记者对专家和企业的采访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生物质燃料的未来市场走向何方仍显模糊。 资金支持定规模 在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萧函看来，应考虑到国内农作物及其餐厨废弃物的分布状况以及采集难度，适当调低成型燃料和生物柴油完成目标。 他同时认为，由于“十一五”期间生物乙醇产量严重低于规划目标，发展相对落后，所以需要加大对生物乙醇的支持力度，上调其规划产量。 根据生物质能“十一五”规划，我国应该完成的非粮生物乙醇目标为200万吨，如加上保有的100吨左右的粮食乙醇产量，其规划目标实际为300万吨。在此情况下，应将“十二五”规划目标在“十一五”规划基础上进行适当上调。 某不愿具名业内专家亦认为应调低成型燃料的目标。“如果将规划目标定得太高，将大幅增加国家财政补贴额度，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前述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

    根据我国2008年发布的《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财政将对从事秸秆成型燃料企业注册资金在1000万以上，年消耗秸秆1万吨以上的秸秆能源化生产利用企业给100-150元/吨的资金支持。 “如果目标定为2000万吨，国家财政需要拿出20多个亿来进行补贴，且需要对为数众多的受补企业做大量的调查核准工作；如果目标下调则不仅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对企业进行核准的工作量，还能加大完成规划目标的胜算。”该专家进一步分析说。 根据本报采访情况，生物质能“十二五”规划目标的相关数据甚至不排除继续调整，而最终目标将随着即将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而尘埃落定。 亟待打破原料、市场“魔咒”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受“十一五”规划目标未完成的影响，决策者对生物质能“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制定将更加审慎，这无疑会增加规划的调整次数，并延长其制定过程。 “此外，生物质能的发展目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确定。其中，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是原料供应体系和终端销售市场的建设。”教育部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生物质能工程研究室主任、云南师范大学大学教授张无敌指出。 业内对此也多有认同。对原料供给体系问题，一位业内人士以广西木薯燃料乙醇项目为例进行了解释。“在被利用为燃料乙醇原材料前，当地木薯产量很大，且价格比较低，但一旦成为大规模需求的工业原料，便在原料供给上出现了供给紧张和价格大幅上涨问题，这对供应体系是个很大的挑战。”该人士说。 同样的问题在生物质发电、成型燃料和生物柴油领域也普遍存在。尤其是用以制备生物柴油主要原材料餐余垃圾废弃油脂（“地沟油”）回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张无敌对本报指出，相比于“地沟油”制备食用油技术，制备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明显过高，不占据价格优势，再加上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造成“地沟油”回流餐桌现象普遍，也直接导致生物柴油原料供应不足。 终端销售市场问题则主要体现在生物液体燃料方面。有专家指出，与传统能源相比，目前生物燃料生产成本仍然偏高，又因为国家在政策支持、财政补贴方面乏力，对销售企业和消费者而言，因缺少经济性而难以占有理想的市场份额。 然而，无论“十二五”规划目标最终如何确定，“生物质能必将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快发展”日渐成为业内共识。“这是受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和节能减排国际承诺等压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应用化学所所长刘德华表示。 鼓励资金投入 前述“原料不足”和“市场受限”问题已严重制约生物质产业发展，对于解决这两个处于产品价值链两端的难题，业内专家提出了建议。事实上，国内一些企业也探索出了值得推广的成功经验。 据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明奎介绍，该公司在物料收购的环节，采取区域代理制，通过培养代理经纪人，形成了一个稳定性好、扎根当地的渠道。

    “此外，国能发电由各区域项目公司出面，联合当地各主要的生物质利用企业，自发成立‘资源利用联谊会’，这样在宏观上能够加强资源的合理优化调度和充分开发。”李明奎对本报表示。业内普遍认为，国能发电这一经验值得在成型燃料、生物乙醇行业进行推广。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秘书长袁振宏则建议，“十二五”期间应调整支持政策，通过简化审批手续等方式，加大对小型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支持力度。“在同样享受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政策前提下，小项目由于不受原料限制，有多少原料发多少电，所以比较容易赢利；大项目因受原料限制严重，所以其经济效益并不是很理想。”袁振宏表示。 在生物乙醇方面，袁振宏建议，“十二五”期间，燃料乙醇应将重点放在薯类和甜高粱制备乙醇这个1.5代生物乙醇技术路线上，特别是要大力推广种植甜高粱。“甜高粱具有较强的耐旱、耐碱性能，适合在我国大面积的边际性土地种植。”袁振宏告诉记者，由于其通过甜高粱秸秆提取的糖汁生产生物乙醇，所以不会“与民争地”、“与人争粮”，是比较理想的1.5代生物乙醇技术。 对于这一观点，诺维信(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关部高级经理朱晓青表示了认同。“虽然我们与中粮、中石化正在建设年产5万吨的第二代纤维素乙醇产业化示范项目，但这个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和中试过程，所以‘十二五’期间不会在整个生物乙醇产量中占据太大比重。这一时期重点还是放在1.5代生物乙醇技术上。”朱晓青认为，各地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情况推广种植适合本地区的能源作物，形成能源农业基地的建设蓝图，这也将为第二代生物乙醇打下坚实基础。 在生物柴油方面，袁振宏认为，应该制定限制餐厨垃圾废弃油脂流向的配套政策，从而保证生物柴油原料供应。同时，还应该对具备回收和处理餐厨垃圾资质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激发其能够盈利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推动生物液体燃料发展，刘德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首先，政府要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提高财政补贴。如像韩国那样出台必须使用乙醇汽油的强制标准，这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需求市场。 “其次，要加大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范的资金投入。实现既有政府投入，也有社会资金的投入，如通过免税、退税等经济手段，激发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规定市场融资和金融资本要优先支持生物液体燃料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刘德华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